作者：陈永寿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卓益忠先生，福建罗源县人，理论物理学家，我心中敬爱的良师益友。他物理思想活跃，在核物理、统计物理和生物物理的理论发展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核事业和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基础核数据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我国镇国重器后时期核物理基础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卓益忠先生1932 年1 月24 日出生，2017 年1 月29 日辞世，享年86岁。他1951 年就读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55 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倾其一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56 年至1959 年卓先生在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理论部学习。1964 年至1966 年作为访问学者在丹麦玻尔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访问玻尔研究所的中国学者之一。在受到西方全面封锁的年代里，玻尔研究所几乎是唯一向新中国学者开放的西方科学研究机构。改革开放出国潮之前，中国学者先后有多人在玻尔研究所工作过。我们应当记住这座世界级科学学府对我国学者早期走出国门与国际接轨的宝贵贡献。 得知老朋友去世的消息，杨福家先生来信告诉我：“这两天，一直在思念益忠。我1963 至1965 年在丹麦，1964 年益忠来了，我们住在同一套公寓。他会烧菜，我的生活大大改善。1973 年我们一起陪Aage Bohr 访问贵所， 钱三强主陪。益忠是一个友善的人，一心搞学问的人！”。再后来，卓先生又在西德马普核物理所(MPI)，日本东京大学核物理研究所和德国重离子研究所(GSI)等著名国际科研中心工作过。 20 世纪60 年代初，卓益忠主要从事国防科学技术相关的核数据研究，他参与编评的数据资料成为有关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重要参考文献之一。1964 年10 月16日，新疆罗布泊试验基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仅隔2 年，1967年6 月17 日，第一颗氢弹爆炸。随着两声巨响，中国核事业告别了一个特殊阶段，开启了镇国重器后时期的核事业。新时期的特点之一是大批核科学人才需要转向核物理及交叉科学的基础研究。这是核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是由核大国成为核强国之道，也是发展和强固核科学队伍之道。我们知道，1963 至1964 年分配到原子能院的大学生有600 人之多，主要来自几所名牌大学，人才已远超当时任务性工作的需要。保留和发展一支强大的核物理科学队伍，是中国核事业持续发展的需要。美国“ 曼哈顿计划”后，即世界上头两颗原子弹分别在广岛和长崎爆炸，该计划催生的几个“科学婴儿”都变成了美国能源部所属的国家实验室。例如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就是其中之一，它有光荣的核背景，而今已发展成国际著名的综合性和开放性的多学科研究中心。卓益忠先生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原子能院核物理基础研究的领军将才，他对我国核物理基础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75年，“核工业部核数据中心”在我院成立，1984 年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后，更名为“中国核数据中心”。核数据工作，从任务性转为基础核数据研究，主要是有重点的系统性的核数据评价和建库。卓益忠在任核工业部核数据中心副主任时，领导核数据基础理论研究组，并与全国众多高校的核数据科研点协作，开展了相关核理论模型研究，建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核理论模型和计算程序。这些理论模型及相应的计算程序系统，在直至今日的核数据计算、评价和建库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卓先生晚年时曾对我说过，他最满意的工作是核数据基础研究那一段时期。一些年轻学者们，包括卓先生的不少学生，主要还是对卓先生在发展核物理、统计物理和生物物理理论方面的贡献有深刻印象。在这里，我要特别点赞卓益忠先生对核事业和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基础核数据研究的重要贡献。 20 世纪80 年代初，卓益忠先生被任命为原子能院理论研究室(原四室)主任，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研究。这正是我国镇国重器后时期核物理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也是原子能院的重离子串列加速器建设和投入运行时期。卓先生深知核事业的这一发展规律，他带领大批从若干著名高校分配来的年轻人，积极开展核物理前沿领域的基础学科研究。“文革”之后，原子能院的核物理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成绩，有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原子能院理论研究室，继承了原第四研究室的光荣传统，成为了我国当时数一数二的核物理理论研究团队，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原子能院的理论核物理在镇国重器后时期取得的杰出成绩，是我院几代学者努力的结果，而作为领军人的卓益忠先生，更是功不可没。 卓益忠先生长期从事原子核理论的基础研究，对原子核裂变理论、原子核非平衡统计输运理论、光学势理论、激子模型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60 岁以后，卓先生又对生物物理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在DNA热变性、分子马达、辐射生物学、光合系统以及物种演化等多个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卓先生晚年作为客座教授，对河北工业大学生物物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指导。卓益忠先生的这些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为我国核物理和生物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卓先生曾荣获1978 年科学大会奖、吴有训物理学奖、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等。我还要特别提出的是，卓益忠先生对年轻人才的热情关爱和悉心培养，值得我们永远记住和学习。他的一大批学生中，有不少成长为学术带头人、大学教授及大学校长。 回想我来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时，卓益忠先生是理论室老室主任之一，我一直在卓先生的领导和关怀下工作。20 世纪80 年代初，我在物理研究部任副主任时，有更多机会聆听卓先生的教诲，包括对国际核物理学术动态的分析，对我院基础科研发展方向的战略思考等。卓先生在学术思想和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指点，使我受益匪浅。他的严谨治学精神、谦和品格、平等待人的长者风范，对年轻人的指导和提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本人也得到过卓先生的特别关爱和多方面的帮助。我钦佩卓先生的博雅学识和人品，他是我心中最敬重的长辈科学家之一，是良师和益友。他的与世长辞，令人极其沉痛。 卓益忠先生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科学事业，贡献给了国家。他淡泊名利，默默耕耘，以自己的言行为科学工作者树立了治学和为人的榜样，我深深地怀念他。 卓益忠先生千古！ 本文选自《物理》2017年第11期
江苏省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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